曲鹏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报料

书博会谈|杨志军:作家就是一个穿珠子的人

大众报业·齐鲁壹点   2021-07-17 07:22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

因“藏獒三部曲”而被读者熟识的作家杨志军,近日推出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新作《最后的农民工》,以青岛为背景,讲述了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在进入城市过程中的悲欢沉浮。无论是早期的荒原系列、成名期的藏地系列,还是这部新作品,任何转型都改变不了杨志军对人性的思考。他把作家比作一个穿珠子的人,不断把捡到的珠子穿起来,直到再也捡不到或无力捡拾的时候,但无论珠子多么新颖漂亮,都得用线穿起来,这根线就是“人性”。日前,杨志军接受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专访时表示,《最后的农民工》就是一部探索“人”的作品,并将在今后的作品中继续探索下去。除了这篇专访,7月17日在第30届书博会现场举办的新书分享会上,杨志军与嘉宾的对谈也将带给读者更多的思考。

《最后的农民工》

杨志军 著

作家出版社

  把生活写到实处  

  再去探索“人”的价值  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:《最后的农民工》小说构思因何而起?50万字写了多久?

杨志军:一个庞大的人群,支撑着中国乡村的生活,也支撑着每一座城市的正常运转,而文学却对他们视而不见,这是说不过去的。20年前我就想写,但我又相信比我更有资格写这类小说的作家大有人在,就一直没有动笔。另外我也没想好把农民工的生活安放在哪座城市:我从小生活的西宁?还是我正在生活的青岛?或者虚构一个更方便写作的城市?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没有农民工就没有青岛之后,就变得义无反顾了。我对自己的要求首先是把生活写到实处,然后再去探索农民工的价值,也就是“人”的价值。写作还算顺利,用了大约一年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:据说您未曾体验过农民工的生活,也没有做过深入的采访调查,小说中却有很多细致的描写,比如常发财第一次爬脚手架的感受、揽工桥下的招工场景。把一个农民工群像刻画得如此生动,您是怎样做到的?

杨志军:长期的感同身受和长期的熟悉以及长期的情感积累,是写作这部小说的依据。我19岁时作为工作队成员有过一年多的农村生活,后来当了记者也是一名农牧记者,我有不少曾是农民工的大学同学、朋友、亲戚,也曾跟农民工一起挤在春运的火车上走南闯北,也曾在立交桥下跟他们吃饭聊天,也曾爬过脚手架和上过塔吊的驾驶室,尽管因为恐高而没能上得很高。我跟不计其数的农民工聊过天,打过交道,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我熟悉他们的生活,了解他们的想法,知道他们在乡村和城市的巨大落差面前情感发生的种种变化,我能捕捉到农民工复杂的思想、隐秘的心理、表面生活下真实的喜怒哀乐,用不着为了写他们而去专门“体验”,也用不着通过刻意的采访调查去收集素材。我是一草根作家,这样的状态让我跟农民工并没有太大的差别,在生活层面和精神层面上我都跟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契合,不会高高在上地去俯视和“体验”他们。写他们就是写在我的内心世界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的那一群人。我爱他们之优如同爱己之优,恨他们之劣如同恨己之劣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:农民工是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主力军,为国家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,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,书名却为何冠以“最后的”?

杨志军:一是城乡差别缩小的趋势正在改变农民的现状,城乡生活在一个人身上的兼容成了普遍现象,城里有住处,老家有宅基地的人已不在少数。二是进城生活的相对容易和“户口”约束人身自由的相对减弱,增加了农民融入城市生活的机会和信心,传统意义上为了进城的义无反顾、破釜沉舟的悲壮,渐渐失去了依据。三是城市工人必须是城里人的传统模式早已经打破,许多大型企业现在都是以农村青年为骨干,如此一来他们就成了拥有技术能力的产业工人,而不再是“农民工”。四是城里人和农民之间在技术、能力、学识、资历、业绩上的差别正在缩小,甚至后者已然超越了前者,他们跟其他人一样应该是“有工作的人”,而不是“农民”加“工人”的混合体。五是从小说本身出发,人物各个不同的命运都意味着他们对“农民工”的告别,常发财死了,马离农归乡,罩子悔罪而亡,其他人也都生活在奋斗得来的另一个层面上,原始而粗朴的仅靠出卖力气得以支撑的农民工生活正在消退,就算第二代农民工依然会经历父辈们的艰难坎坷,但已不是简单的重复……还有就是作者自己的愿望:满心希望所有进城的农民都不再是“农民工”,而是“城里人”的一份子;满心希望中国辽阔的乡村不再是农民决意突围进城的贫困之地;满心希望他们生活充裕、精神丰满、前途美好,因为正如您说“农民工是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主力军”,“农民工”的前途就是中国的前途。

  理想主义的反面  

  并不是现实主义  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:小说中“常发财”这个角色,您用墨最多,每章节前的抒情诗《我是一棵树》对应着这个人物的命运走向,为什么给他安排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尾?

杨志军:埋葬是为了永久的思念。他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人,而悲剧的美学意义就在于:美好事物在毁灭之后,活人对他的纪念、留恋、传颂、模仿。他要是活着,无非也就是个房地产大亨的丈夫。他用死亡带给了读者一个巨大的遗憾,我们填补遗憾的方法,就是感觉他的存在。永远活着的理由其实很简单,那就是对付出的认同,付出多少人们就能记住多少,付出生命,人们就会记住你曾经生龙活虎过的生命。常发财是我对“人”的标杆式塑造,让他用死亡唤醒人们在精神道德上的迷失,是一个道德启蒙主义者的必由之路,真正的精神导师都是肉体的牺牲者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:小说中的翠莲、马离农,虽然已经是事实上的城里人,但最终又回到了乡村,种苹果、养兰花。这是您心目中农民工最理想的归宿吗?

杨志军:不,不论是离开乡村,还是回归乡村,都不是。最理想的归宿应该是自由和幸福。没有经济条件,就谈不上自由,或者说贫困是自由的牢笼。但自由并不是目的,目的是幸福,一个人的最佳状态应该是:自由着也幸福着。苹果和兰花都是象征,前者象征物质,后者象征精神。所谓精神就是毫无实用价值却珍贵无比,它决定了一个人的境界,而境界决定档次。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金钱地位、官职级别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诱人的香气,香气决定你的存在:在你全然没用的时候别人还在追随你,在你死了以后,别人还在仰慕你,这是人生最大的成功,比如常发财,他就是一株兰花,还有马离农。马离农帮了很多人的忙,他对自己的完善便是:想办法强大起来,再去影响别人和改造环境,他的人格精神其实比常发财更理想。当然最理想的还是罩子,他像许多人一样生活在罪错之中,却没有被罪错蒙住眼睛,他最终选择了忏悔和以命赎罪,表达了一个永恒的文学命题:光亮的生命一定是不断矫正自己的生命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:您曾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,在这部现实主义小说中,您如何实现“理想主义”与“现实主义”的融合?

杨志军:理想主义的反面并不是现实主义,而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。理想主义的写作鄙视一切试图用文字得到物质好处的做法,排斥一切目的论,除非它的目的是弘扬理想主义本身。对理想主义作家来说,写作就是目的,写作的完成就是理想的实现,他不追求名利和地位以及作品之外的一切。理想主义的基准点必须是现实,也只能是现实。简单地说,就是因为关注现实太多而又不满足于现实才有了理想。现实是固定而坚顽的,理想却可以多姿多彩。但无论什么样的理想,都不能是完全个人化的表现,个人主义的理想是对理想主义的最大戕害,但同时理想主义又是独立表达的结果。我的作品一直寻求理想主义旗帜下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。我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看作手段和方式,而把理想主义看作目的。《最后的农民工》里,有青岛这座城市和海的浪漫,有农民工生活的现实描摹,有对人性丑陋的揭示,也有对人性美好的展示,就是为了让作品中的理想有一种丰满而坚实的基础。

  写青岛写海洋  

  找到了归宿感  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:从荒原系列、藏地系列,到这本《最后的农民工》,任何转型都改变不了您在作品中对人性的思考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至今,您对文学的价值是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?

杨志军:文学让人迷恋的原因之一便是探索的永无止境。作家就是一个穿珠子的人,你不断把捡到的珠子穿起来,直到你再也捡不到或无力捡拾的时候。但无论珠子多么新颖漂亮,都得用线穿起来,这根线就是人性。在我写作的初期,我探索的是自然中的人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,以及自然和社会对人性的塑造,也就是道德到底有多重要?之后我又从人性中分离出了物质和精神,我以为精神才是文学的真正附丽物,而道德不仅是精神的主要部分,还左右了人性的全部。我们指斥的“他不是人”,指的就是他没有道德性。信仰也必须是道德框架内的精神活动,贯穿爱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。后来我又探索“人”的价值和标尺,探索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前提和条件。从精神层面而非生物层面讲,“人”在一切之上,它是金字塔的尖顶,它有一定的精神指标,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促使“人”的达标而不是相反。这是古典主义作家的光辉启示,我不会忘记。《最后的农民工》就是一部探索“人”的作品,是人性的善美和丑恶的都市化表现。我还会探索下去,用一切我能得到的有意义的事件和人物来发掘人性和道德对“人”的诠释作用。

《藏獒》杨志军 著,人民文学出版社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:2005年出版《藏獒》后,曾引发了中国文坛关于狼文化与獒文化之间的“大战”,而且持续了相当长时间。现如今,文学圈里严肃且热度持久的文学争论鲜见,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?

杨志军:我的作品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参与文化和思想的建树,一直在关注精神和道德的发展,这也许是引起所谓文化“大战”的原因。现在学术范畴内的文学争论已不多见,原因很可能是作品的精神建树能力越来越弱,很多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直接把读者引向了消遣和消费,作家放弃坚守自己的立场,向媚俗靠拢,不再拿出具有思想维度的作品,以及平庸琐碎的表达让读者失望。再就是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崇拜以及对自我意识的过度张扬,消解了作品的社会性和代言性。作品放弃了社会道义,嘲笑了文学的使命,玩世不恭充斥在字里行间,自然就不会有争论的价值。我们需要警惕,读者正在抛弃作家,而作家还在拼命地写啊写。

《潮退无声》杨志军 著,作家出版社

《无岸的海》杨志军 著,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

《海底隧道》杨志军 著,天天出版社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:1995年离开青藏高原,来到海滨城市,作为青岛的“新移民”,您是否也曾寻找归属感?

杨志军: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这样的:对青藏高原来说,我是失根的树,对青岛来说,我是不系的舟,哪儿都是故乡的意思就是哪儿都不是故乡。一个没有故乡的写作人、一个失去家园的漂泊者,写作的心态完全是一种流浪。我是精神流浪的异乡人,还不如一个农民工,农民工漂来漂去总还有个家,我的精神家园在哪里?早些年很多人都在提倡文学寻根和创作寻根文学,而我的创作却好像滑翔在忽东忽西的天上。好在时间解决了我的彷徨,从我开始写青岛写海洋起,漂泊感就一天天少了。我写了长篇小说《潮退无声》《无岸的海》《海底隧道》,中篇小说《齐王田横》《海上摇滚》《风中蓝调》等,今年出版了《最后的农民工》,每一部小说的完成都让我觉得离青岛更进了一步,先是贴近,后是扎根,尤其是当你发现,这座城市有你永远写不完的东西时,你就觉得它是你的了。把它当作你的,这就是归属感。

责任编辑:王冰姿

值班主编:曹竹青
已上链